钱穆: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 | 文史参阅

凤凰读书 2018-02-13

钱穆: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 | 文史参看(图一)

●钱穆先生(1895.7.30-1990.8.30)字宾四,1912年改名穆。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、中学教员。1930年,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,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,从此跻身学术界。历任燕京、北京、清华、四川、齐鲁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,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1949年迁居香港,与唐君毅、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,任院长。1967年10月,钱穆先生移居台北,被选为中研院院士,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。

前史上之人与事与理

by 钱穆

今天的讲题是"前史上之人与事与理"。

所谓"前史人物",必定是一个能合理行事之人物。有如此人物,始能负起前史上所赋予的使命。我们当要有此智慧,有此胸襟与志趣。不合理的人物,则只能来使前史乌黑,甚至消除,使前史失其存在。

现在再讲到理,西方利益,在天然科学,即天然之理之一面。我国人重视前史,即人事之理之一面。天然之理较单纯而少变,人事之理则凌乱而多变。我国广土众民,前史绵绵达于五千年之久,故我国人对人事之理独能深化而得其美妙之地址。西方东渐,乃挟其一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混合力气而俱来。我国人根据自己以往前史传统之人事阅历与道德观念,早知西方力气中缺点多。但迭遭波折之余,震于当时,惑于亲受,认为西方力气乃是一种不可抗御不可逆犯的力气,而不知其势之终为不可久。或则识其情,或则昧其势,故我国人在民国前后对西方观念有不同。但当知,未必民国后所见满是,而民国前所见全非。如义和团,最早认为他们愚昧无知,稍后又认为他们有民族精力,此两观念,亦复各有是处。但只具一种精力而愚昧无知,固是要不得;力求冷静而精力全丧,亦是要不得。

前史只是一种人事记载,人事反面必定有一"天理"寓在其间,但不能只需天理无人事。天理只能束缚人事,规范人事。只需"人事"可以表显天理,领导天理。前史须求"天人不相胜"而循至于"天人合一"。不能有天而无人;亦不能有人而无天。人之能事,在能"先天而得有利地势,后天而奉天道",前史由人来创造。今天是我们创造前史的大时代,理与势,皆在我们这一边,又得蒋公之贤明领导,三军将士之荩忠为国,机会一到,我们尽心合力而赴,其事亦决不在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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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日出、日落,春、夏、秋、冬,是常然、必定之理,我们亦称之为天然,此乃"物理"。人亦是天然中一物,如饥必食,渴必饮,各人必求保护其各自之生命,此亦天然之理。但天然之理之外尚有"人事之理",人事都起于人之欲。有生之物皆有欲。人亦然,而更甚。"理""欲"仇视,而理中无欲。如天主操作,如太阳作业,此皆有理而无欲。无生物一顺天然,此亦有理无欲。有生物则各有一生命欲,然适者则存,是即合理则得生,背理则必亡。人不能无欲,有生物中惟人之欲最多。如想吃鱼,又想吃熊掌,欲多了,不可兼得,当知挑选。吃鱼省钱,吃熊掌费钱,吃鱼易消化,吃熊掌不易消化,此等尚易挑选得宜。如你想当大总统,抑或想做皇帝,挑选便不易。法国的拿破仑,我国民初的袁世凯,皆曾对此经过了挑选。前史上的得失成败,兴衰治乱,皆由人类心里"理与欲"之分合之分数多少而判,此乃人类前史一条不可易的铁律。有人不知此铁律,或不信此铁律。我国古人,因其最知晓前史人事,故最能垂青此一铁律之存在。理属天然,如天所命,故曰"天理"。欲则起自人生,由人所出,故曰"人欲"。我国古人极严天理、人欲之辨,但近代我国人则多不信此,说人欲就是天理,那有外于人欲之天理。则试问袁世凯洪宪称帝,论其心里,究当怎样说?若如我国古人说,此乃人欲非天理,岂不开宗明义,了解得当,深入浅出,人人易知吗?

因此论前史人物,又该注意到"前史时代"。只需少数人卓著超卓,能开创出一新时代,掌管一新形势,干旋一新作业,此在政治、学术皆然。此乃有了人物,而始有此刻代者。如中山先生之创建中华民国,可为有此人物乃有此刻代之例。其他前史人物,则多为前史时代所囿,即如中山先生一同,如康有为之主张保皇,袁世凯之帝制自娱,虽其间亦有不同,要之其为"时代所囿"则同。人物有时改动不过此刻代,孔子亦叹"道之不可而归之于天",此处所谓"天",实即指当时之前史时代。故孔子教人"知天命"。时代不可为,而圣人仍必有为,故曰"知其不可为而为之"。其不可为乃归于前史时代,乃天命。其仍必有为,乃属人之使命,亦仍是天命。人事无必定,此即前史之不能有必定;而天理则有必定。即使是一圣人,遵天行道,终不能要外面没有不可知之事来相烦扰,故曰"尽人事",尽其在我之可知,留其不可知以待之天。当知常然中有理,偶然、或然中亦有理。孔子大圣,纵不能改动其当身春秋时代之悉数,以符其所志向。但孔子终成为一前史最大人物中之规范与模范。只需人类前史存在,则孔子亦必与前史同存,永不褪色,永不昏暗。

至于天然科学家,则认为可以克服天然,又不知人类本身亦即在天然之内,人不能胜自己方面此一小天然,又怎样能胜此小天然之外之大天然?

· End ·

前史上有常然、必定、当然、偶然、或然的事与理。理有两方面:

一道德,为人事之理。

前史就是人事记载,"事"由人为,"人"则后浪逐前浪,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。事亦然,因此说前史不重演。但事必有理,"理"寓事中,事不同而理则同。如苹果落地,苹果各有不同,苹果所落的时与地亦不同,而苹果落地之理则无不同。惟事易见而理难明。大而至于国家兴衰,民族存亡,散而成为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教育,乃及学术文艺等各项作业;远而溯及千万年之上,近而及于眼前当身;形形色色,林林种种,莫非事,即莫非史。而每一事之反面则必有人。人生不过百年,一代代新人替换,事端不断续发,前史也就不断开新。亦有明属一事而不易见其为一事;亦有事虽易见而事中所寓之理则不易知。抑且事与事间实无界隔,此事可通那事,此刻直透那时。一部前史,以前、现在、将来,错综复杂,其实会通而观,则只是一大事。人人在此一大事中,事与事相涵,人与人相合;人无终极,事无终极。一部前史只成一大传统。抽刀划水水不断,前有千古,后有千古。如我们在此讲堂讲此标题,以前的实未以前,未来的却已来到。如现在讲了三分钟,其实三分钟所讲并未以前,若以前不存在了,试问下面又从何讲起?故知以前实未以前,而未来实已来到。诸位虽不知道我下面将讲些什么,而我则心中有数,早已有了腹稿,下面定会如此讲。所以前史上以前的不一定以前,其实还存在;而前史上未来的也不一定未来,可能是早已来到。悉数前史则成为一大现在,我们合理掌握此现在,不断地去奋斗立异。

西方人太重在根究"物理",却不能深明"事理"。他们认为智识就是权力,前进希望可以影响跋涉。凭其充足可以宰制世界,无往不利。对外则灭人之国,亡人之种,扩展殖民地,漫无止境。知有"己"而不知有"人"。效果对内引起了大战争,第一次、第2次世界大战以迄今天,似尚不知彻底悔悟,其危害本身亦将不见所底止。

前史是否有命定?若专由"理"言,则前史有必定性,是命定的。因世界无无理之事,无理之事不得存在。故前史演进则必定是合理的,亦可说是命定的。但理可以规矩悉数,规划悉数,故事有常然与必定。而从另一面讲,理似不能推动悉数,间断悉数,至少从人事上讲是如此。推动与间断皆由人,故事有偶然与或然。袁世凯正式立誓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,遽然又想当起皇帝来,有此事,无此理,此乃一种偶然,非必定。若纯早年史作业看,只就其表现在外面的来看,则前史作业悉数是偶然,无必定。因理虽必定,而事则由人。人抱私欲,可以不必定。所以前史上有种种得失成败与兴衰治乱,而求其所以然之理,则只一无二。

我们也可说,事不可知,而理则必可知。诸位抢先具有一信奉,即六合间任何事都离不了有一理。诸位当坚信,六合间无无理之事。合理则事成,失理即事败。理属公,欲属私。存了"私欲",即昧了"正义"。欲合理,则所欲亦是公而事必成。欲违理,则所欲只是私而事必败。此理此事则毅然可知。若理不存在,或有不信,则悉数前史将无可说。

再论前史作业,当知每一作业有其内在之情与其外在之势。"情"指其事之内在意义,"势"指其事之外形方面之进程与趋向。若我们专从事之外面看,则不见其事之情。若我们专从事之现在与近处看,则不见其事有一势所必至之终极阶段。俄然看来,悉数事都因为人之希望而发作,但人之希望实极有限,不能包含了六合天然之悉数。最要者,六合天然中有理,若欲而违反了此天然之理,即消失,即消亡,无可逃过。故论事之情,人之希望固占其重要分量;但论事之势,则理为之主。前史中悉数作业,有情必有理。不能只说有情没有理,人的希望便可单独抉择了悉数。前史究以理为操作,理中亦可有情。"情"与"理"之聚散,应评其分数。由人之希望而生作业,作业即成前史。理之缺点,在其不能推动,不能开创,理只能在事的外面作抉择。事的里面,则由人来作抉择。所以人应"知事明理",使悉数事"情存势定",而抵达一终极之政策。

钱穆: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 | 文史参看(图二)

马克斯共产主义主张前史"唯物论"乃及前史"命定论",曾不知前史重心在人不在物,事在人为,而理寓于事之内;前史由人创造,非前定,此一大观念差了,此下种种便可不论。

西方思想似乎是只重向外,向外则只凭力气,此一观念最要不得,由我国古人看来只是一霸道。我国传统文明则是一王道。王道"可大可久",霸道则终必消灭。此乃我国古人所创造的一条前史大原则,西方人不易了解,不易接受。这也算了。但今天的我国人亦相同不了解,甚至说"我国不亡是无天理"。近代惟有中山先生一人巨眼深识,重再提出此"王道""霸道"之辨。此实是一条前史真理,人道真理,牢不可破,值得我们来仔细谈论,仔细发扬。

最近共党据国,此亦有其所以然。即犹如洪宪称帝,在当时何尝无其所以然可言。但当知袁世凯、毛泽东在我国近代史上出现,只是一偶然,却断不是一必定与常然。西方人却以必定常然视之,岂不大误。因此我们断不能和眼前的西方人来谈论大陆中共之将来。纵使此刻大陆乱象已十分显着,中共攘权断无可久之理,但西方人顽固,片面深,冷静浅,断不会听取我们的定见。此一事无足怪。回想六十年前,在我童年时,他们西方人还认为我国可以切割,任由他们来切割控制。只隔了六十年,到今天,他们又像认为大陆政权不可不坚定。是否他们认为六十年前只是一传统之旧我国,所以不值得他们重视。今天的大陆,已是接受了西方洗礼。共产思想亦是西方思想之一支流,所以他们又认为此刻已是一个脱节我国旧传统的"新我国"了,所以他们才谈虎而色变呢?要之,他们一种欺善怕恶之心思,则始终不变。这实在要不得。至于他们又有人说,共产大陆乃是十足我国传统,那更是荒谬之极。如此浅见薄识,又怎样可和他们来谈前史演化与人类出路。

一般认为以前事可知,未来事不可知,其实不尽然。现在讲堂桌上放此茶杯,不知何时何人在此放上,在我说来却不易知。此茶为我而设,我渴时可饮,饮后可以解渴,在我说来却极易知。又如我在此说话,怎样发心抉择讲此题,那时心境已如泥牛入海,浑化无迹,在我此刻却成为不易知。但此下将讲些什么,则此刻已定,毅然可知。

一物理,为天然之理。

上面所讲"理"与"欲",理属天,故称"天理"。欲在人,故称"人欲"。两头亦该统筹。须是天人不相胜,而达于"天人合一"之地步,此则须在分数上斟酌,而求其恰到好处则甚难。中山先生说"知难行易",此就是其例。

但这些都缺少怪,更可怪的,今天我们我国人中心也还有少数只论事,不知其求事之"情"与"势",更不论其事反面之"理"。听了外国人话,自生疑问,自生摇晃,于中共政权之必臻消亡,于其消亡时间之必不在远而在近之理与势,仍不能抱有坚决之决计。此在我们各自深深反省,我们今天之大使命、大责任,乃在"反攻复国"与"文明复兴"之两大作业上,实是不待争论算了定,不待蓍卜而可知。

但我们要向此迈前,则只能靠人力和人事,不能靠天理与天命。若不善尽人事,则前史终究非命定,下面怎样,我们总算不可知。举前史旧例言之,夏桀必亡是可知,若当时无一个商汤,则在我国前史上也可不见有商朝。商纣必亡是可知,若当时没有周武王与周公旦,下面是否会有像现在前史上的一个西周,其事也难定。即言近代史,满清必亡是可知,若当时无孙中山,此下也就不定如此刻之有中华民国之诞生与长存。

本文选自 钱穆<<我国文明十二讲>>(大字体)/神州出版社/2017-12

所以人该能"知事明理"来自导其欲,使其所欲必当于理而无违无背,所以在人事上乃有一"当然",我国古人称之为"尽人道"。但人道尽了,人事则仍无必定。如当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把总统位让给了袁世凯,也只是尽人道算了。此后之洪宪称帝,中山先生实也不能预知。而且也无从斡旋。就军事学上讲,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。因我之不可胜掌握在己,而敌之可胜则其权在人,如是则只需"待"之一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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